艰辛起步的我国“两弹”事业
——聂荣臻
1956年至1966年，中央让我分管全国的科学技术工作。这十年，虽然同我几十年戎马生涯比起来，时间短一些，但这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另一种形式的紧张战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有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感受，技术装备落后，使我们吃了许多亏。而且当时还面临着一场新的侵略战争的威胁，而这场战争将是钢铁与技术的较量。帝国主义敢于欺负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落后。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我们就得尽快地前进，这就需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前进，并且要赶上和超过我们的对手，这就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否则我们就将永远被人家欺负。我当时是怀着这样一种紧迫感，决心抓好这项工作的。
我们面临的困难
解放初期我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家底非常薄弱。全国科学研究机构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在内，大约40个左右，研究人员只有650余人。1949年11月，在接收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但只有研究机构22个，研究人员200多人。按那时常说的4.5亿人口算，全国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与总人口的平均比例是，每1125万人口中只有一个科研机构，每70万人口中只有一名科研人员。而且，从学科和门类来说，空白和缺门太多了。旧中国留下来的科学研究力量十分可怜，只有一些农业、地质、生物、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小型研究所，即使这样，有些还是爱国科学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努力兴办起来的。房屋、设备、仪器以及资金等都非常缺乏，很难独立地开展研究工作。至于国民经济和国防需要的重要学科和现代化的一些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说基本是空白。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是一张白纸，这句话用来形容旧中国的科学技术状况，也是很形象、很适当的。这就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留下的全部科学“遗产”，我们发展科学事业就只有这么一个起点。1956年我接受这项工作的时候，新中国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的路程。由于党和国家对科学事业的重视，周恩来、李富春、陈毅等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勤奋努力，经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建设，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研究人员已由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儿百人发展到9000多人，研究机构由40多个发展到380多个，学科门类有所增多。为恢复、发展生产和建设一批重点项目，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和广大工农群众、技术人员相结合，解决了若干技术难题，还进行了地质勘探、资源调查等工作。在理论科学方面也有了某些进展。1956年结合编制国民经济长远发展规划，生产建设的各个方面提出了大量课题，有待加强科学研究来加以解决。党中央对科学研究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曾经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措施。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同志亲临讲话，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接着就成立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1956年4月还成立了航空工业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尖端武器的初步设想。可以说，1956年这一年科学技术领域是一片蓬勃发展的景象，是我国科学事业开始发展的最关键的一年。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
当然这些进展还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落后面貌。7年来在科学技术上的进步，只是围绕着经济恢复和生产建设开展了某些研究工作，严格讲，它是属于配合性的。那些系统的、突破性的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一些科学技术的新领域，我们都还没有涉足。
“居安思危，有备无患”这是一句古训。朝鲜战争停战以后，经常引起我们不安的是，在军事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我们当时的敌人。如何逐步改变这种状况，这是我们经常思考的问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个问题也越来越显得突出了。我们国家很大，不可能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尤其从科学发展的趋势来看，技术越发展，保密性也越强，别人即使给一些东西，也只能是性能次先进的技术，惟一的出路只有尽可能吸取国外先进成果，走自己研制的道路。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对国防科技工业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时我对一些搞国防科研的同志说：“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这一点不但应该作为我们思考问题的出发点，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制定国防科研方针、政策、任务的依据。”
1954年军委分工我管军工和军队武器装备工作后，为了摸清家底，我曾到西南调查，尤其是到了昆明、重庆等被称之为国民党军工基地的地方。在重庆，我看到那里只有一些破窑洞，说不上是什么军工厂。到了昆明，那里的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搞些低倍率望远镜，连瞄准镜都不能生产。在重庆、昆明，我亲身感受到了科学技术落后的状况。
当然，建国以后，我们建设了一些常规武器兵工厂，而且具有一定的规模。但是只有常规武器还不能保障我国的安全，何况我们当时能生产的常规武器，在性能、品种上也大大落后于技术先进国家。正如列宁所说的：“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249页）在当代，我们必须发展包括导弹、原子弹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
我经常在思考：中国人民多少年来都是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中痛苦地挣扎着，这就是一方面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另一方面统治者腐败无能，科学技术又极端落后。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其间列强入侵，领土被瓜分，军阀混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百年沉病的病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这种落后状态不能容许再继续下去了。
诚然，要在一个短时间内，从无到有地把这些基础建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的艰苦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当家做了主人，这就为建设现代化强国开辟了道路。我们必定能够再奋斗几十年，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先进的国家，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强大的一员。我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光辉灿烂前景，毫不怀疑，充满信心。
组织队伍
1956年，我们首先组建了导弹研究院。当时值得庆幸的是，在这方面我国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锣、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禄、庄逢甘、吴朔平、姚桐斌等同志，他们很快集中到了导弹研究院，由他们指导，开展工作，少走了弯路。导弹研究院成立以后，由于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各种技术人才和先进设备源源不断地向该院集中。只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初具规模，有了一支人数众多的队伍，其中技术人员占绝大部分。下面成立若干分院，不仅研究战略导弹，而且研究各种战术导弹。先从仿制苏联援助的一些导弹入手，逐渐过渡到我国自行研究设计，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导弹研究院以后演变为七机部，即后来的航天工业部。研究的导弹型号方面陆续作了若干调整。
原子能及其配套的生产和研究机构，由宋任穷同志负责。先从勘探、冶炼铀矿资源和建立试验性小型反应堆入手，既研究原子能和平利用，同时探索研制原子弹的途径。在此基础上，不久就成立了原子能研究设计院。原子能方面我们也有一批高水平的科学家，像钱三强、王淦昌、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邓稼先、陈能宽、程开甲、王承书、张沛霖等同志。在他们的技术指导下，我国原子能科研进展也很快。原子能研究一开始就是由二机部即后来核工业部抓总的。国防科委成立后，原子能方面的研究工作，由国防科委统一领导。
还有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设计师和工程师参加到这条战线上来，他们对我国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量的实际工作是由他们完成的。
在研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感到“两弹”是近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两弹”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所有研究工作要想由研究院本身完全包下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必须组织全国大协作才行。于是，我们一面大力建设导弹研究院和原子弹研究院的关键性研究试验手段，一面将大量课题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各工业部门与各地方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请他们配合研究，提供成果，同时给以保障条件，这就带动了一大批学科，推动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发展。
在研制“两弹”的同时，我们就着手建设原子弹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以后随着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我们又建设了一批尖端和常规武器的试验基地，以及若干测量、观测跟踪基地或台站。建设这批基地和台站需要大量的测试、检验和观察、跟踪等设备，还有许多特殊要求的建筑设施。这方面的困难也是很大的，有些不亚于“两弹”研制中所碰到的难题。解决这些难题，除了购买少量的关键设备以外，大量的也是靠全国大协作的方式研究解决的，这又带动了一大批学科。这些试验基地和台站，大多建立在荒无人烟或人烟稀少的地区，那里气候恶劣，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很差。我们从军队抽调了大批优秀的指战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各类工程技术人员、行政和政工干部，开赴这些异常艰苦的地区。他们在戈壁沙漠、海岛滩涂、荒山野岭或茫茫草原上安营扎寨，与科学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等一起，克服了种种困难，艰苦创业，硬是把这些基地、台站按期建成了。在这些基地上，我们多次成功地进行了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他武器装备的试验，有力地配合了国防科研工作的进行。我去过一些试验基地，耳闻目睹了他们吃大苦，耐大劳，创业维艰的感人事迹。至今，许多同志已经在基地艰苦奋斗了
20多年，这是难能可贵的。在研制导弹、原子弹、氢弹、卫星和其它武器装备所取得的成就中，同样凝聚着基地同志们的心血。像对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一样，人民将铭记和感谢他们的宝贵贡献。
在研究导弹、原子弹过程中，我们还大力发展了电子学方面的研究。因为大量的遥测、遥控、自动控制、精密仪器仪表等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在当时是我们的薄弱环节，单靠协作来解决大量的电子设备是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成立了电子设备研究院。后来又发现许多电子设备过不了关，是卡在电子元件、器件上，因此又成立了电子元件、器件研究院。电子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两弹”的研制成功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电子学研究院还为其他军工部门和民用工业部门提供了一批科研成果。
因为集中力量搞“两弹”进展得比较快，所以我们决定，军队成立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以及其他武器装备研究院。这些，也同样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回想组建科研机构的整个过程，我认为在当时我国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尤其是像导弹、原子弹、现代高性能飞机和舰艇、复杂的电子设备等完全处于空白状态的情况下，在机构建设上我们采取集中力量，形成拳头的做法是正确的。实践证明，这样做，能够较快地摸清情况，开展工作，组织协作，攻破难关，取得研究成果。有鉴于这方面的成功经验，1967年10月，我曾建议把国防科研方面的研究力量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18个研究院。我当时想，这样做不但力量可以集中，而且处在“文化大革命”极其动乱的情况下，还可以使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和科技人员因此得到必要的保护。这个建议曾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批准。但处在当时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动乱时期，在批判我的所谓“大科研主义”情况下，筹备工作被迫停顿，以后有些院建成了，有些则不了了之，实在可惜。
在组织队伍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周恩来同志和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举例来说，1956年6月，为了组建导弹研究院，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请教育部、机械工业部、冶金部、化工部、铁道部等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共同商讨抽调技术或教学骨干到导弹研究院工作的问题，大家都非常支持，表示要谁就给谁，很令人鼓舞。过了几天，我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给周恩来总理，他看后对我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干部很快就调齐了。许多单位，我们要调它的教学或技术骨干，甚至连调令、介绍信等都还没有送到，打个电话，人就报到了。各部门的领导同志总是要什么人就给什么人，一般不说二话，广大科技人员就更是朝令夕到，以承担国防方面的技术攻关任务为荣。这种同心协力组建我国科研队伍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总起来说，要组织好科技队伍，我们的体会是：首先要规划好一批重点院校的学科专业，使科学研究需要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按计划得到补充。其次，对科技人员应该尽可能做到学以致用，人尽其才，避免人才的浪费。同时，要执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思想上、生活上都要关心帮助科技人员，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促进他们的进步。在专业工作方面，要虚心倾听科技工作者的意见，发挥他们的专长，使他们能专心致志、心情舒畅地做好科研工作。
苦战攻关
到60年代初，在科学技术战线上，我们取得了许多成就，但也碰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政策上的失误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停止一切援助所带来的巨大困难。
面对着困难，科研事业特别是以导弹、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项目是“下马”还是“上马”的问题，形成了尖锐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发展应该放慢速度。还有少数同志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他们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装备，不搞导弹、原子弹等尖端武器。
对我来说，态度一直是明确的，为了摆脱我国一个多世纪以来经常受帝国主义欺凌压迫的局面，我们应该发展以导弹、原子弹为标志的尖端武器，以便在我国遭受帝国主义核武器袭击时，有起码的还击手段。同时，通过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和前一段研制尖端武器的实践，我们已经深感“两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坚持搞“两弹”，还可以带动我国许多现代科学技术向前发展。所以，我们不应该“下马”，应该攻关，这就是我当时坚定不移的信念。
1961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国防工业会议，贺龙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在那个会上，对“两弹”是“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正在这时，毛泽东同志让秘书从杭州给我打电话，传达了他在看到我的一份报告后的指示，大意是：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采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8月份他将亲自找我们谈一次。
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以及我们根据指示所进行的研究结果，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我们的国防尖端科研工作坚持下来了，并且迅速地取得了成果。
在接到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我立即召集正在北戴河参加会议的国防科委、导弹研究院、二机部的同志进行研究，分析了当时我国尖端技术的基本状况。我们的国防尖端技术在1958年以前还是一片空白，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可是到1961年，仅仅3年的时间，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拿导弹来说，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正在自行设计中远程地地导弹，并且进行了若干关键部件的研究试验工作。在尖端科学技术队伍方面，导弹研究院已经拥有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好几千人。在研究试验的技术设备上，经国内制造和国外进口，已经可以保证满足自行研制近中程导弹的基本需要。原子弹方面，二机部大学毕业以上的专业技术干部也已经有几千人。我们已经查明的原料储量，可以满足第一套金属铀冶炼设备生产的需要。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中，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对几个短缺的关键设备，也已经在国内安排试制，待这一套建设项目完成后，我们就可以自己制造原子弹了。在原子弹研究设计方面，二机部集中一批科学家已经摸索了一段时间，找到了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并且有的已经突破，有的正在攻关。我们的目标是尽量争取不迟于1963年把原子弹初步设计方案拿出来。
总之，大家觉得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只要坚持攻关，加上政策、措施得当，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得到突破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讨论分析，到会同志对坚持攻关都充满了信心。当我们说明了这些基本情况以后，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同志很受鼓舞，也大多表示要上，决心配合科研部门一起攻关。
我们把坚决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陈毅同志甚至表示，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武器搞上去。他还多次对我风趣地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导弹、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决心和陈老总的鲜明态度，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
决定上马了，怎么办？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在调整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确定首先要缩短战线，突出重点，否则战线太长，各方面的力量都将难以负担，就会欲速不达。
于是，我们在研制武器装备方面，确定了一条“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的方针。具体安排是：在科研与生产的关系方面，以科研为主；在尖端与常规的关系方面，以尖端为主。在导弹方面，以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地地导弹为主，争取3年左右突破中程，5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突破远程。对防空导弹，因为当时台湾国民党的 U -2飞机经常到大陆进行侦察活动，飞行高度达两万米，只有防空导弹能对付它，所以对防空导弹也决定投入一定力量，但排在第二位。原子能方面，集中解决核燃料生产基地的建设和原子弹的研究、设计、试制，争取在4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原子弹设计制造出来。在确保“两弹”及其配套设备的前提下，再按空军、海军和陆军大型装备的顺序安排科研任务。当时我们向各单位提出要照顾这个大局，我向他们打比方说，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谁先谁后，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经过说服，大家都能顾全大局，为重点让路。这是我们攻关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以上武器装备的研制顺序，是在当时的特定条件下确定的：一是为了攻关，哪个薄弱和复杂，就先上哪个，二是急于解决各军兵种主要装备有和没有的矛盾。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陆军历来是我军战斗力的基础，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陆军进一步现代化的需要，应该予以优先考虑。
我们的措施之二是继续坚持攻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关。这件事我们抓得比较早。
1959年，我们就开始考虑，在武器装备科学研究方面，薄弱环节究竟在哪里？结论是：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这几个方面当时都过不了关，是我们发展尖端技术的主要障碍。因为现代化高性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导弹、原子弹、高性能飞机等对新型原材料的要求是很高的。如果没有各种耐高温材料，高能燃料，许多性能不同的特种材料，精密合金，半导体材料，稀有金属元素，人工晶体，超纯物质，稀有气体等新型材料，不仅“两弹”本身和许多零部件以及配套设备过不了关，而且军工、民用的大量电子元器件、精密仪器仪表等研制项目也都过不了关。我当时常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说：“一家人过日子，少不得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叫开门七件事，依我看，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大型设备，就是办国防工业和尖端科学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后来我这句话传开了，从那时起，“开门七件事”就成了大抓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代用语了。一句话，我们如果不把以上三个方面搞上去，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就会打不开局面。
当时原材料方面的大体状况是，金属材料数量上发展快而品种规格发展慢，非金属材料则在数量和品种方面都较薄弱。同时，生产新型原材料的设备缺乏，有许多技术还没有掌握。从化工材料来看，1958年我国生产的塑料只相当美国产量的1%，英国的25%。而且大多是些老品种。
当时大家曾考虑，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在现有的技术基础上，能不能扩大品种和规格，以达到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讨论的结果认为，只要我们重视，计划安排得当，这些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的。
据资料记载，世界上几个主要工业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钢产量并不太高。日本是530万吨，法国是790万吨，美国是1300多万吨，德国是1740多万吨，苏联是1770多万吨。到1944年战时动员工业生产达到高峰，日本也才只有680多万吨。这些数字有的比我们1959年时的产量还低，但他们那时已能大量制造军舰、潜艇、飞机、坦克等许多相当高级的军事装备。原因就是金属材料与非金属材料品种规格比较齐全，普通钢与合金钢的比例大体适应。
我国所处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与之相比，但我们是个大国，应该在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下，在国家工业化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各种军事装备，力争逐步实现自己设计、自己研制和生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当重视原材料工业方面所存在的矛盾，并着手加以解决。所以，早在1959年7月，我就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建议：在原材料方面，我们应当及早拟订发展品种，提高质量，使金属和非金属材料都得到妥善安排的规划。否则，单纯数量上的增长不仅不能适应国防方面的需要，而且也不能适应工业现代化的需要。在管理体制上，我建议金属材料由冶金部归总，非金属材料由化工部归总，统一筹划。中央同意了我的建议。
在具体要求上，我们希望在三五年内逐步扩大稀有元素的生产，增加优质合金钢的比重（当时主要产钢国的合金钢占钢产量的比重是8%～10%，我们则大大低于这个比例）。特别要研究和掌握各种耐高温、高强度和具有某些特殊性能合金钢的生产技术。这些看起来虽然是从国防需要出发的，但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前者必须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正如毛泽东同志1958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上批示所说的那样：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哪有现代化的国防？
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以后，确有一种火烧眉毛的感觉。我把这些想法向军委的同志们谈过多次。1959年11月，我又邀请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开会，研究新型原材料的生产试制问题。与会同志一致认为：新技术材料各国大都首先用于国防尖端，然后才在国民经济中普遍使用，因此材料越新，机密性越强，我们就越难得到国外的技术援助，只能下决心自己搞。
那次会议初步议定两点：
一、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组织一个新技术材料小组，成员由计委、经委、冶金、一机、化工、建工、石油、轻工、中国科学院等各部门掌管新技术工作的负责人组成。小组的工作范围是：从提出新材料要求、安排科学研究、中间工厂试制到工业化生产为止。
二、当前解决新型原材料问题的关键，在于尽快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在计划中排上队，以便尽快研究、试制或生产。
会后，我将新型原材料方面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意见，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报告，书记处的同志都支持解决新材料问题，同意我们的报告，要我们放手去干。中央的指示对大家鼓舞很大。不久，经中央批准，新材料小组就成立起来，开始工作。为了达到尽快过关的目标，当时就抓紧组织有关的各工业部和科研单位磋商，拟定了研制和生产基地建设方案，并向各单位提出了约5600种新材料的生产或研究试制任务。大家都热烈支持，展开了猛攻新型原材料关的紧张战斗。
进行新材料攻关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1965年4月到7月，我们作了一次全面检查。五六年来，我国试制成功的新型金属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材料、新型化工材料共1.28万多项。品种上可以满足导弹、原子弹、航空、舰艇、无线电方面科研和生产需要的
90％以上。许多过去靠进口的新型材料，基本上能够自己解决了，为新型材料立足国内打下了一定基础。如喷气飞机用的高温合金，有的已正常生产，有的即将投入生产。电子设备、仪器、仪表需用的精密合金从无到有，建立了生产基地，当时也已经能满足科研和生产的初步需要。
在合金钢方面，列入国家标准的200多个品种已经大多能够生产，稀有金属的研究生产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更重要的是经过攻关，初步建立了立足我国资源条件和使用条件的合金钢系列。
仪器仪表方面，经中央批准，我们责成国家科委、一机部负责抓总，组织有关单位进行会战，也一步步突破难关，基本上满足了导弹、原子弹研究和军工、民用部门的需要。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解决光学精密机械方面的问题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在所长王大珩同志领导下，作出了很大贡献。还有杭州浙江大学也在这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攻关过程中，我们在解决设备和材料问题时，在金属材料规格上，经常碰到几个“特”字号的问题，如特大、特厚、特宽、特薄、特细等材料，成为我们搞“两弹”和其它科研工作的卡壳问题之一。刘少奇同志很关心这个问题，曾在中央会议上多次问过我这方面的情况。为了解决这几个特字号的问题，我们提出建议后，1961年5月，中央向一机部下达了研制各种大吨位的锻压机和各种大规格的冷热轧机等九大设备的指示。九大设备原计划1968年完成，到1967年检查，大约完成了总工作量的70%～80%。关键是卡在大电机、大电炉等配套电器设备上。由于十年内乱，九大设备的研制，许多项目拖延下来了。
在攻关过程中，为了加强对“两弹”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和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宣布，成立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在这次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员之一的张爱萍同志很快向国防科研系统传达了中央的这一重要决定，使大家受到了很大鼓舞。“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听取汇报，使“两弹”的研制工作在领导方面有了进一步加强。
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要大力协同”的重要指示，在科研方面，当时我们明确提出了科研攻关的5个方面军，即国防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研究机构，要大力协同，互相支援。特别是要求地方有关科研部门协助国防科研部门突破以导弹、原子弹为代表的尖端武器关。在张劲夫同志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作出了突出贡献，他们成立了一个新技术局，专门负责组织科学院各部门更密切地配合国防尖端武器的攻关。
我们还组织二机部和七机部对口协作，以解决“两弹”互相有关的问题。
经过几年的艰苦攻关，我们先是成功地试验了自己研制的若干种导弹、火箭武器，以后又试验了原子弹、氢弹。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次试验是由张爱萍同志在现场组织指挥的。当时集中了几百名科学技术人员和几千名勤务保障人员，在戈壁滩上夜以继日地紧张战斗，克服了许多困难，反复演练，完成了极其复杂的试验准备工作。试验当天，我同周恩来同志在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和在前方的张爱萍同志始终保持着联系。根据前方传来的情况，我们把“零时”（即原子弹爆炸的准确时间）确定为当天15时。当“零时”到来，听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大家都非常高兴。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二届人大常委第127次会议，听取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汇报，有关方面的领导同志和科学家列席了会议。当恩来同志在会上宣布这一喜讯时，大家热泪盈眶，长时间地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热烈庆祝我国首次核试验成功的伟大胜利，欢呼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能力制造的原子弹试验成功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核讹诈政策破产了！企图使中国人民屈服于某种压力的指望落空了！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路线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最好说明。当时大家激动的心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1966年10月25日，我第一次到基地现场主持核试验，就是“两弹”结合的试验。把原子弹装在导弹上进行真刀真枪的发射试验，要冒很大的风险。万一核导弹在发射现场爆炸，或发射后中间掉下来，或偏离弹着区，都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但我深信，我们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基地工作的同志，都具有高度的负责精神，我们这方面的研究设计工作做得是扎实的，我国自行研制的中程导弹，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发射成功率很高。再说，为了使我国的导弹能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必须进行实弹结合试验。经过反复研究，进行了各种细致的论证和检验，报经恩来同志和中央批准后，决定进行这次试验。为了鼓舞同志们的信心和使各项工作真正做到万无一失，我决心到现场主持这次试验。我先到了导弹试验发射基地，在发射架下面和控制室里详细地听了专家们的汇报，10月27日，目睹了我国第一枚导弹核武器准时发射成功。发射后，我又赶到原子弹试验基地，观看了导弹核武器准确命中目标区和核爆炸后的情况和结果。我为我们这样一个长期落后的国家终于掌握了这种尖端武器而欣慰和自豪。
我第三次主持试验，是1967年6月17日的氢弹试验。这次试验，按原定计划，成功地爆炸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美国用了7年，苏联用了4年，而我们只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比他们都要快。
通过几次到现场组织试验，使我进一步体会到了组织全国大协作的重要性。制造和试验“两弹”，技术上极其复杂，所有工业部门都承担了多少不等的任务，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失败，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组织全国大协作方面是比较顺利和成功的。那个时候，各工业部门，中国科学院和高等院校，特别是各研究机构，只要分配他任务，就高兴得很，引以为荣，所以“两弹”上用的一些东西，很快就研制出来了。
党中央对尖端攻关的项目，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在物资上优先供应。中央还批准，必要的时候可以用中央军委特别公函的形式，派人直接向有关单位下达某项任务，以确保完成。在财政上也是如此，虽然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每年仍拨出一笔专款，用于新材料的研究。以后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进展，也不断增加，保证了攻关的顺利进行。
事实证明，通过攻关，不但各单位、各部门帮助了“两弹”过关，而且通过“两弹”过关，也带动了国民经济建设中大批新型原材料、仪器仪表和大型设备的发展，带动了许多新的生产部门和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丰硕的成果和新的起点
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了《一九五六兴中会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就是新中国科技发展史上有重大影响、起奠基作用的“十二年规划”。规划提出了57个重要项目，研究课题600多个，其中重点任务12项。
1963年，我们对十二年科学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57个主要项目已经完成了50项，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国防科研方面的攻关任务，也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的导弹已研制成功，大部分项目正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国家科委、国防科委又分别制定了1963～1972年的十年科学规划。其中国防方面的规划随着工作的进展，又经过了数次修订。这可以说是我国科研工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当时制定新的十年科学规划，总的目标就是要赶上60年代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国防方面在继续突破尖端武器的同时，强调了常规武器在补缺配套的基础上，逐步赶上外国同类武器的先进水平。民用方面强调了要使农业、工业现代化，建立自己的先进工业体系，填补重点基础学科、基础技术的空白。在这10年中，进一步建立起强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来。
由于有了比较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正确政策，有了恰当的规划和有力的措施，我国科学技术的进展，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比较顺利的，成果也是明显的。
军工方面，到1966年我们共爆炸了5颗原子弹，其中一颗是两弹（导弹、原子弹）结合的试验。1967年氢弹试验成功。导弹方面已经有了自行设计的中程地地导弹、远程地地导弹。卫星的研究设计工作也已经打好了基础。我们还研究设计成功了多种型号的地空、空空、岸舰等导弹，以及许多常规武器装备。在帝国主义封锁和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卡我们的情况下，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不但没有被窒息瘫痪，相反，能够独立自主地继续发展。
民用科研方面，这几年除了密切配合军工攻关以外，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批科研成果，也配合工业部门研制出许多高精尖设备。如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高速照相机、能精确授时的原子钟、1.25万吨的自由锻造水压机、30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还有各种新型原材料、电子元器件、精密机床和仪器仪表、新冶炼技术、矿产资源的调查和综合利用等项目。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已经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像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成昆铁路、万吨级远洋轮、大型煤矿、大型水电站、火电站、重型机械厂等工厂矿山及其成套设备。农业方面完成了全国耕地的土壤普查，改良土壤和各种合理施肥的试验，病虫害的防治，改良品种和增产试验，治沙、治碱措施试验等许多科研项目。对黄河、长江、黄淮海平原等特定地域的开发，制定了治理规划，进行了资源调查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在数论、计算数学、基本粒子、核物理、化学、射电天文学、地学、生物学等领域，都做出了一些受到国际科技界重视，水平比较先进的成果，比如生物学方面，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第一个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大批军用和民用科研成果的不断涌现，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是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努力，和各行各业支援科研攻关的结果。但这些经验，只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取得的。今天条件变了，当然只能采用那些现在仍然适用的经验，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决不能生搬硬套、墨守成规。我
回顾那10年的科研工作，我们也有若干较大的失误和缺点：如“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高指标；由于认识上的不一致而不断出现的分散主义现象；在强调群众运动的时候，有时违背科研工作的规律；科研体制因长期争论不休影响体制的稳定；知识分子政策经常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等等。这些失误和缺点都影响了我们科学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就，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注意。
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对科研工作进行了严重的破坏。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科研骨干）和领导干部遭受迫害，科研秩序被打乱，设备遭破坏，科研规划和计划被迫中断，使我们白白地丧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同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扩大了，实在令人痛心。更有甚者，林彪、“四人帮”一伙经常无理取闹，故意推迟一些已经成功的项目。如人造地球卫星，我们原安排于1968年春天完成一切发射准备，但他们以有人要在卫星上放毛泽东同志的像（这既增加了技术上的困难，也没有必要）还有争论为借口，硬是推迟到1970年才发射，然后就吹嘘，这是所谓“中央文革”正确领导所取得的胜利成果。粉碎了“四人帮”十年动乱结束，为科研工作重新走上正轨铺平了道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我衷心祝愿广大科学工作者，取得更新更大的成就，为祖国四化建设的美好事业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节选自《两弹一星——共和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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